■ 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費孝通曾說，文化“它有它自己的規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就像生物學里面要研究種子，要研究遺傳因子，文化里面也要研究這個種子”。方李莉師從費孝通先生，多年來，她致力于鄉村和傳統手工藝城市等方面的調查研究，尤其以景德鎮為重要研究案例，試圖以其中的陶瓷手工藝變遷與重構來探討有關人類社會轉型等問題。她認為，認識中國首先要認識中國的文化基因。在當今人類社會探索綠色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中，中國所具有的“農工相哺”的文化基因和傳統的與自然相處的生態智慧正在重新起作用。本期講壇邀請方李莉教授講述“農工相哺”文化基因的當代價值?！幷叩脑?/p>

主講人簡介：

方李莉，東南大學藝術學院首席教授，東南大學藝術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東南大學中華民族視覺形象研究基地副主任、首席專家。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學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會長，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家委員會委員，英國杜倫大學人文學院客座高級研究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咨詢專家。她的主要研究方向為藝術人類學、中國陶瓷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藝術鄉建等，承擔過多項國家重大重點項目，出版專著20部，各類雜志上發表論文200余篇，多篇論文和專著被翻譯成英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等不同國家的文字并出版。

中國文化基因是中國人在自身的特殊地理環境中所產生的，通過一套禮儀制度表現出來的思想意識、社會秩序、道德觀念以及生產和生活方式，并通過長期的歷史時間不斷錘煉和完善所形成的一種民族文化的特質、一種社會發展的模式。中國的文化基因有許多的層面和許多復雜的內容，本次講壇僅就“農工相哺”這一基因來加以論述。這一論述的思考起點源自英國漢學家李約瑟提出的“為什么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在把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于人的實際需要方面，中國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美國歷史學家、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費正清認為的“盡管中國疆土廣袤而各地景象又千差萬別，但這次大陸始終維持一個政治統一體，而歐洲未必能做到這一點，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維系整個中國（人）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們西方的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自古一直延續到今，可以說是更加源遠流長”等。

什么是有效的中國古代文明？什么是維系中國（人）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根據西方人的這些提問我們自己能做一些什么樣的探討？而探討這些問題的目的不僅是要追溯歷史，更重要的是要看清楚中國發展的現狀與未來。我認為，在這樣的探討中我們一定要重視中國傳統“農工相哺”生產結構的文化基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農工相哺”的概念是由費孝通先生提出來的，幾乎所有人都關注到了費孝通先生提出來的“鄉土中國”，卻忽視了他提出來的“農工中國”的概念。這一概念告訴我們，中國自古不僅是一個農業發達的國家，也是一個手工業發達的國家，鄉土中國和手藝中國共同構成了中國獨特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模式，由此形成了自己有別于西方的傳統文化，并幾千年綿綿不斷流傳至今。

“農工相哺”的文化基因

費孝通先生提出，傳統的中國并不是沒有工業，只是工業太分散，每個農民多少同時是個工人。他這里講的工業是中國傳統的手工業。他認為，中國自古人多地少，僅靠種地是不足以養活這么多人的，只有依靠“農工相哺”才能達到。因此，在和西方現代工業接觸之前，中國鄉村中本來是有相當發達的工業的，男耕女織乃是當時農業經濟之特點。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的農民大多數都是手藝人，亦工亦農是他們的基本生產和生活的方式。

中國的手工業發達不僅與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關，還與禮制有關。在古代的宮廷里有專門為宮廷禮制服務的“百工”，據記載，唐代的皇宮有“百工之官屬，以供其職事”。到宋代這一制度就更加完善了，專為皇家制瓷的官窯就是從宋開始的。宮廷里的禮制流傳到民間就成了禮俗、風俗。與禮制、禮俗相關的就是社會秩序和價值體系的建構，即手工業中所有的衣食住行的器具造型和圖案裝飾都與禮制、禮俗相關，由此形成了一套具有象征意義的文化符號體系，當時的國家就是依靠這樣一套文化符號體系來達到民族認同，鑄造“家國天下”的共同文化價值觀的。因此，中國古代的手工藝既是技術也是文化。

古代中國的手工業非常發達，從分類來講有：一、官營手工業作坊，除專為宮廷日常生活器用服務的百工，還有礦冶、鑄錢、造船、軍器制造業等規模較大的手工業工場。二、民間手工作坊，是私人經營的商品生產。三、分散在鄉村的家庭手工業，主要是作為農民的家庭副業，其在手工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宋代以后，中國鄉村經濟中的商品因素大大增加，反映在面向市場生產的專業戶。在宋代官私文獻中，常有“茶園戶”“橘園戶”“花戶”“漆戶”“紙戶”“機戶”“綾戶”“磨戶”“香戶”等這樣一些農村專業戶的名稱。

而且農民們的手工產品常常與有市場的城鎮掛鉤，一般來說，鄉村中有定期定點的交易場所，稱為虛市或者集市，隨著貿易的發達，逐漸成為固定的集鎮。集鎮作為城鄉的聯結帶，經濟意義十分重要。

除了這些與鄉村聯系緊密的鄉鎮外，還出現了一些集政治、經濟、商貿于一體的城市，許多鄉鎮手工業產品被販賣到這些城市進行更廣泛的流通。據統計，唐代達到10萬戶的城市只有十幾個，而到北宋則增長到40個。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臨安，是繼南京、洛陽、長安之后，世界上第四、第五個有百萬人口的大都市。汴京實際常住人口達到150萬-170萬人，是當時世界上無與倫比的特大型城市。這些城市不僅是當時的文化政治商貿中心，也同樣是生產中心，如據記載，南宋城內有410個行商，各行商均有許多從業者，其中除商業性的店鋪外，還有生產與銷售一體化的，即亦工亦商的作坊店鋪。

中國以手工產品為基礎的工商業到漢代已有相當發展，至南北朝時，工商業更盛。也正因為如此，遠在秦漢時期，中國的絲綢就一直銷售到了古羅馬，可以說那是當時人類最遠距離的貿易活動。到唐代時，中國已是“舟車既通，商賈往來，百貨雜集，航海梯山，圣神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也就是那時，在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主導下，通過水路運輸展開了人類第一波全球化的遠距離貿易。當時（中國）遠航外洋的船甚多。唐太宗時，建筑家閻立德在江西南昌造浮海大船500艘。自東海、黃海直上高麗，另一方面亦有遠至紅海的商船。在法籍伊朗學者阿里·瑪扎海里的《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一書中寫道，在19世紀歐洲工業產品席卷全球之前，中國的物質產品一直是世界最優良的商品，當時在海上和陸地上的絲綢之路中，商人們販運的不僅是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還有鐵器、銅器、漆器等，其中包括銅鏡、鐵鍋、火鉗都從中國購買過來?？梢哉f，從秦漢到明清，中國的物質文化影響了整個的舊大陸。即使到15世紀地理大發現以后，歐洲的商人也主要是以中國的物質產品的販運為主，而且，也就是自那以后中國的物質產品才真正被全球化了，不僅深入到了歐洲市場，還被歐洲人運送到美洲和大洋洲市場。也正因為如此，美國學者羅伯特·芬雷認為，從漢代一直到19世紀初，中國都是世界經濟的引擎。中國制產品具有公認的優越地位。人類物質文化首度步向全球化，也是在中國的主導下展開。

而且這樣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使當時的中國真正達到了城鄉一體化，其城鄉一體化不僅是體現在產品的生產和相互流通上，也體現在資金和人才的相互流通上。產品的流通主要是鄉村的成品或半成品及原料提供給鄉鎮，生產出的產品或加工過的產品被運送到城市銷售或深加工后出口到不同國家；資金和人才的流通則是由于中國的傳統文化所造成的，中國是一個以“家”為本的國家，家族血脈的傳承是文化中核心的核心，每一個人或每一個家族的根都連接著每一個村莊。而在每一個村莊里都建有祠堂，祠堂里供奉著代代相傳的祖先，而每一個活著的人有一天都會成為祖先，祖先的業績通過后代的傳頌而被保留下來。因此，許多從鄉村到城市的經商者或為官者，最大的愿望就是成功以后的光宗耀祖，經商者掙了錢，就寄回家鄉，修建祖屋，同時為村里修橋鋪路，建祠堂、辦私塾等；為官者，一旦年老就葉落歸根，返回從小生活的鄉村，用自己的資金自己的人脈關系繼續為家鄉服務。這些鄉村中的人才，他們是鄉村聯系城市的中間媒介，也是鄉村資本的重要來源之一。這樣的循環往復，鄉村和城市就形成了一個相互聯動的系統。

正因如此，古代的中國鄉村，與其他國家同時期的鄉村相比較，不僅是屬于相對富足的鄉村，還是具有文化氣息的鄉村，里面不僅生活著農民，也生活著許多的社會精英。但工業革命以后，動力的改變，產生了都市，集中了勞工，把工業和農業的地緣拆散，工業脫離了鄉村獨立了起來?！岸紩d起把鄉村里一項重要的收入奪走了”，而且許多讀書人離開鄉村后，無論是為官還是為商都不再回鄉而留在了城市，為此，機器代替手工造成了20世紀中國鄉村的相對貧困。

“農工相哺”的當代價值

前面所講，我們可以看到，“農工”的文化基因在歷史上曾經讓中國成為一個相對富足的“農工”大國，但在近代也是因為這種“農工”的鄉土基因讓其成了一個相對落后的國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個“工”是手工的工，在傳統社會這是一個發達的技術手段，但當人類社會進入到工業革命以后，這就成了一個落后的技術手段了。正是因為技術手段的落后，百余年前中國淪為了貧窮落后的國家。

費孝通先生一生“志在富民”，其目標就是幫助農民找出路，其實也是在幫助中國的發展尋找出路。他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開的藥方是，讓工業下鄉，而不是農民進城，因為他認為，沒有了工業，沒有了“農工相哺”的生產結構，鄉村將會陷于貧困，因此，他希望在鄉村發展工業，讓農民不離鄉土就能過上富裕的生活。但在當時城市集中化生產的背景中，在鄉村保持鄉村工業是很困難的，所以，他曾提出，“要改變鄉土工業的技術，最重要的是鄉村電氣化”，并“必須有計劃地把現代技術、組織、精神輸入鄉村”。他的這些觀點，是在上世紀40年代提出來的，在當時來說，是超前了，也可以說，是當時人類社會的科技發展還達不到他的理想。

但在人類社會發生了新能源革命，物聯網、智能系統、工業4.0等一系列新的工業革命以后，整個的社會結構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即由工業化時代的規?；?、批量化、標準化，開始向社會轉型中的扁平化、分散化、小型化方向發展時，我們似乎看到費孝通先生當年的理想有可能在今天的鄉村實現。為此，我近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在鄉村振興中我們能否重新走向“農工相哺”的生產結構，將“鄉土中國”推向“生態中國”？也就是說，未來在鄉村的發展中可以推行手工業的“工”和3D打印、智能化生產的“工”。即是說，這樣的“工”是在高科技和高人文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其既是和網聯網、3D打印相結合的手工，又是與當地傳統文化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相結合的手工，是一種文化產業、旅游經濟、體驗性藝術活動等。若能如此，不僅可以使農民留在本鄉本土，還可以讓許多農民工重新返鄉從藝。

我長期在田野進行實地考察，在考察中關注到近年來這樣的現象正在紛紛呈現。在大量第一手考察資料中，我看到了有從沿海工廠或北上廣返鄉做陶瓷、做刺繡、做染織，也有做家具、做各種木工雕刻等的農民工。這樣的現象如果能夠成為一種趨勢，就有可能解決在社會轉型中的勞動力轉移的問題。美國學者凱文·拉古蘭德對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轉型、面臨勞動力轉移的問題時提出：“我們如何避免這次工業革命像歷次工業革命那樣帶來大規模的失業、貧困、混亂甚至暴力？”他認為，其“帶來的最大沖擊將集中發生在韓國、中國、美國、日本和德國”，這些都是制造業比較發達的國家。有人預測：“到2025年，軟件、機器人與智能機器會取代美國三分之一的工作崗位?！痹诮裉斓臍W洲，我們也已看到他們“正在經濟壓力、難民潮、廣泛的失業和不斷增加的收入差距中蹣跚前行”。其實不僅是歐洲，許多的國家都在面臨這一挑戰，中國鄉村的未來發展要把我們將面臨的這些問題提前思考進去。如果中國的鄉村能夠重新恢復“農工相哺”的產業結構，我們重新理解和研究古代中國“農工并重”的基因就非常重要，雖然100多年以前中國的落后，可能是這一基因造成的，但今后中國的再次崛起，還有可能是這一基因在起作用。因此，這樣的研究非常有意義。

重新理解“農工相哺”中的“工”的價值

任何一個文明形態的轉型都與其技術手段的改變有著密切的關系，工業文明之所以會代替農業文明，就在于機器代替手工的技術模式。未來人類社會有可能會邁入更高級的文明，可以稱之為數字文明，也可以稱之為后農業文明或生態文明等，而且如果工業社會被稱為物化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則可以稱之為知識化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智能化生產手段將有可能代替機器，加上網絡化的全面覆蓋，高鐵、飛機等的普及，會形成一種新的社會發展模式，在這樣的背景下，手工將有可能會重新回到人們的生活，成為未來物品生產的重要手段之一，之所以會如此，有如下因素：

（一）體驗性經濟將會促使手工藝的復興。在高度智能化和網絡化的社會，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追求的不再是物化和效率化的生活方式，而是知識化和體驗式的生活方式。在這樣的背景中，文化產業、旅游業開始盛行，其引發的是再地方性文化的復興和發展。一個地方性的傳統文化符號和傳統人文景觀往往是由地方手工藝構成的，其取材于當地，手藝傳承于當地，具有濃厚的地方性特色；不僅吸引人們去購買，還吸引人們去體驗其制作的過程。在工業化時代手工藝之所以被拋棄，是因為其效率太低，生產速度太慢，但在現今高科技飛速發展的背景中，人類需要一種將節奏放慢，并能讓心靈安靜下來的生活方式，手工勞動就是這種既有溫情脈脈，又有個性及勞動樂趣的、慢速度的高感情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如果能回歸鄉村，讓中國又重新回到“農工相哺”的生產結構，也許是未來鄉村振興中的一個重要思路。

（二）生態保護將會促進手工藝的復興。工業文明是以機器為手段產生的規?；?、批量化、標準化的生產方式，使得人造物中的“用”和“人格”及“文化意義”之間發生了分離，造成了全世界使用的都是標準化、一體化的工業產品。大量生產的廉價的一次性用了就扔的紙杯、塑料袋、碗筷等，不僅造就了全世界所有城市具有統一的人文景觀場景，還由此產生了一個具有浪費特點的生活方式。手工藝的復興，不僅能讓人通過手工勞動重新將自己塑造成新一代心靈手巧的人，還可以重新賦予物的人格化、個性化。這種富有人格化的物，因為注入了制作者和定制者的情感，成為擁有者的個人象征，因此，會得到人們的珍惜。也許就此會恢復資源節約的文化傳統，緩解地球資源破壞等狀況，由此，會產生出更環保、更節約資源的生產方式和價值理念。

這樣的思考讓我們看到了，在未來高科技發展的背景下，完全有可能會出現一場新的手工藝復興的浪潮。如果是這樣，中國強大的手工業基因就能發揮極大的作用。由于工業革命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其手工業勞動基本退出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但在中國，由于是后發達國家，加上國家計劃經濟時期通過工藝美術產品換取外匯的方式，使不少地方傳統手工業一直保存相對完好，因此，手工業的復興基礎很好，而且目前已有此趨勢，在我長期帶團隊所做的田野考察中就能看到，在上世紀90年代，由于旅游和仿古市場的需要，許多地方都在零星地復興手工藝作坊，在全國不同的城市和鄉村，形成了一個個手工藝的集散地。如，在景德鎮有12萬至16萬人從事陶瓷生產工作；在宜興有近萬家做紫砂壺的作坊，容納約10萬手工藝人；在莆田有近20萬從事紅木家具的木工手藝生產者；在江蘇鎮湖有7000繡娘，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有5萬多繡娘，等等。還有一個案例：云南鶴慶新華村的農民們由于向藏區學習了制作銀器的手工技術，開始通過這一技藝的運用，向云南及周邊少數民族地區提供首飾佩飾、生活日用器皿、旅游銀飾紀念品等，并與文人雅士的設計審美品位相結合，成功進入到城市中產階級消費市場，有效地實現了以手工藝生產使鄉村脫貧的發展道路。以上的現象告訴我們，手工藝的復興不僅可行，而且也正在不同的地域行動。

重建“農工相哺”的新鄉土社會

如果手工藝能重新在鄉村復興，鄉村就會有一個新的發展前途，這個前途就是讓農民返回鄉村，讓知識和資本返回鄉村，讓其重新成為農民們賴以生存的家園故土。而不是把鄉村建設成城市與城市之間的驛站，僅僅讓其成為城市人旅游和休閑的地方，也就是有人提出的“城鄉中國”的概念。而我提出的“生態中國”或“新鄉土社會”，是希望鄉村重新成為我們賴以生存的家園，具有精神寄托的家園，具有綠色的可持續的發展之地。若能如此，不僅農民可以回鄉發展，就是許多從鄉村出去的退休企業家、官員、教師、學者也可以考慮葉落歸根，為重返家鄉發揮余熱。他們帶回去的將不僅是人脈關系，還有資本和知識。在中國的歷史上一直有這樣的傳統，今天我們如何再接續這種傳統，找到鄉村社會復興的多種可能性？我覺得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深入探討的問題。

為此，我曾提出了一個“后農業文明”的概念，并撰寫了系列的文章。文章中認為，城市化是由第一、第二次工業革命所推進并加速的，但當人類社會進入了第三、第四次工業革命后，我們是否可以考慮在全球范圍內，那些還沒有完全進入工業化、城市化的鄉村能否跳過城市化直接與第三次、第四次的工業革命的成果對接，走出一條“后農業社會”的發展模式？文章旨在希望在人類面臨生態危機的背景下，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上，面對全球開啟一個重要的討論，即：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鄉村振興都可以不走西方城市化的老路，直接實現鄉村的網絡化、智能化、綠色能源化等，推行一種更先進的綠色的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從而幫助一些后發展的經濟體超越傳統工業化的道路，以進入到一個更環保、更綠色、更可持續發展的新的道路。若能如此，鄉村不僅不是一個落后的地方，還有可能成為一個具有后發優勢的地方。

因此，我認為無論從中國的“農工相哺”的鄉土文化基因，還是從當下的國家戰略以及中國所具備的硬軟件設施來看，中國都是最有條件率先走出這樣一條道路的國家。我相信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所蘊含的重要內容之一。

方李莉